第一七七章 河豚之喻（中）（1/2）

新顺1730第一七七章 河豚之喻（中）：准备有声小说在线收听

凡事只要一上纲上线，鸡蛋里必能挑出来骨头。

刘钰从天妇罗里挑“名教之存亡”这样的大义，也正符合此时日本、中国、朝鲜等一致禁天主教的背景。

这也不只是儒家自己的事，而是中华文化以及其衍生文化和被融化文化共同的敌人。

在大顺这边，把“陡斯”翻译成昊天上帝；在日本这边，把“陡斯”翻译成“大日如来”；在大顺这边，以耶补儒，试图先挑战释家的地位；在日本这边，曾经天主教徒和佛教徒之间互相烧教堂庙宇……

以及不准祭祖、不准祭孔、不准周公叫圣人因为封圣要得到教皇允许等等，这几件事引起了儒家文化圈的强烈反弹。

刘钰这番话自是没必要在大顺找茬，毕竟大顺这边找的盟友，是号称天主孝子的法兰西。日本这边最起码还找的是荷兰，至少不是天主教国家。

但日本这边的儒生借题发挥，念辛弃疾的观潮词，舒展心中的郁闷，也就怨不得他也借题发挥。

大顺这边的官员悄悄看着刘钰，内心都想笑。朝中谁人不知，鹰娑伯懂个屁的名教文华？十三经看没看全都是未知数，在这装这么名教守护者？

腹诽之余，内心也是佩服，心道这借题发挥的本事，倒真不愧是在朝堂里摸爬滚打多年的水准。虽说这些年一直在外，可耳濡目染之下，这等本事多少还是学了一些的。

日本这边的儒生终究水平差一些，连新井白石这样的人物，去朝鲜之后，都感觉到“文化自卑、武力自信，与朝鲜交，唯靠武力以致对等”。就准备换约的接引寺，到处都是朝鲜通信使留下的题字、题词。

被刘钰这么一上纲上线，顿时哑口无言。

儒家内部有很多矛盾的言论和思想，比如汉时就有的马肝之论。

文王武王，到底是造反？还是代天行道？

最后还是汉文帝出面指示：不争论。

马肝有毒，马肉没毒，消停的吃点马肉就得了，非得把马肝也吃了才算真正吃过马？

今儿刘钰说的这事，也是一个没法争论的东西。

这种类似的争论，在九十多年前的日本，就已经争论过一次了。

当年的长崎奉行山崎正信，见明末大乱，想尽办法搜集明末大乱的情报，其中抄录到日本的，有《抄录李贼复史军门书》、《史可法回大清摄政王书》、《闯贼僭登基诏书》等等。

一边是直接写李自成是贼，但“征敛重重，民有偕亡之恨。肆昊天既穷乎仁爱，致兆民爰苦于灾祲。朕起布衣……”，这又绕回了当初的马肝之争，商汤周武是造反啊？还是代天行道？

一边是《史可法回大清摄政王书》里，“谨啓大清国摄政王殿下”、“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，破走逆贼……此等举动，振古铄今，凡为大明臣子，无不长跪北向，顶礼加额……”

这不只是让中原的儒生懵圈，不知道到底是站农民军一边，还是直接投大明蓟国公大将军吴三桂为先君报仇。

日本这边的儒生也是出现了剧烈的思想混乱，一直“不争论”的马肝之论再一次被翻出来。到底谁是正统？谁对、谁错？

之后大顺这边废了均田免粮的口号，改用保天下的口号，荆襄涅槃，日本这边一揆渐多，怕大顺这边的反抗思想影响到日本国内的统治，再加上南明借兵和大顺之间结下的梁子，之后就断绝了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。

现如今刘钰又翻出来了类似的话题，大顺在保天下、保名教，打一顿日本，到底是对？还是错？

日本的儒生能产生“若孔孟为主将、来征日本我们该怎么办”的疑惑，是因为本身就有这种疑惑，所以才问。如果没有这种疑惑，当然就不会问。

而且本身大顺也确确实实没割地，对马和隐歧岛，那是为了名教之德“以直报怨”，割给琉球了，恰好是琉球割让北方五岛的两倍时间。

不管事后琉球是否“主动”交给大顺代管，反正大顺是没割日本的地。

开埠那是租地，给租子的。本身长崎就有唐人町，这也算不得啥大事。开埠是为了提高日本的米价，改善武士儒生和农民的生活；开埠是为了让日本的百姓得到充足的货物。这都是很仁义的。

虾夷按刘钰所说，那是罗刹国南侵，日本根本没能力攘夷，大顺作为天朝，是有义务去攘真正的夷狄的。

这种疑惑，可以说是自遣唐使以来、至明中晚期宋儒之学开始在日本扩张所引起的思想大混乱的体现。

而刘钰的诡辩和借题发挥，只是把这种思想大混乱引爆的导火索。

从明末开始，日本儒生涌现出了三种不同的思想。

这不是说朱子学还是古儒学的争端，那争端，实际上是打着先秦旗号想往前走的、和打着宋儒之学想往后退的争端，牵扯的还是经济问题。

这里说的三种思想，是关于华夷问题的。

一派认为，自己就是夷狄，就该努力学习中华文化，恨不能生在中华。

一派则认为，日本自己也可以叫中华，只要符合礼、符合比周边民族先进、有藩属朝贡体系，那么中原可以叫中华，日本也可以叫中华。

中华是个文化概念，只要儒学守礼就是中华，和地理没有任何关系，称呼中华的时候应该改为地名如震旦、支与那。中华是中国的自称，在日本，中华就是日本的自称。

还有一派则认为，日本才是中华，中国根本就不是中华正统。

因为日本国万世一系，在降生的那一天，就是按照天道的礼仪所定型的。儒家礼法，是天地大道，殊途同归，日本产生儒家大义的时候，可比周公孔孟早多了。

日本之所以多用汉文，因为文字这东西日本原来也有，只是孝德天皇大化改新的时候，把日本的典籍“悉数为灰”了，所以导致现在看不到日本古文字书写的典籍了。

要是能看到的话会惊奇的发现，其实古代日本也有文字，而且也写了自己的儒家经典，和周公孔孟之道殊途同归。

可惜因为孝德天皇大化改新、全面唐化，都烧没了。

前两派还是在儒家天下观的范畴内闪转腾挪，最多也就是“僭越称两华”，也没离谱到第三派这种糅合怪的程度。

山鹿素行在提出第三派理论的时候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佛家、耶稣教、儒家的影响。

就像是宋儒面临佛教“从何而来、往何处去”的成型的宇宙观影响，不得不搞出了理学来反击、而被大顺的古儒一派批评为“理学为释家所染而不自知”一样。

山鹿素行这是自以为自己是“复古之儒”，实际上整个体系却是不自觉地受到了儒、耶、释三家的影响。

延续着日本圣堂林家和耶稣教的辩论，认定天理在造物主之前。那么先有天理、后有宇宙，既如此，在宇宙创立之初，天理早就存在，那么创世之初就有一个“文华制度完备”、符合天理的日本国，也是合理的。